记者朱瑞卿　邱夏

　　美国国会参议院部分议员日前再次拿芬太尼问题向中国发难，将这种阿片类药物在美国国内的滥用问题归咎于中国，还声称将为此推动立法制裁中国。

　　近年来，美国的药物滥用超过枪支暴力和车祸等，成为美国人意外死亡的主要原因。其中，芬太尼是被滥用最严重的药物。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精神类药品监管不严、政治极化阻碍禁毒进程等国内因素。美国政客们深知这一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便开始了矛盾转移操作——“甩锅”给中国。

　　近年来，美国政客对华打“芬太尼牌”越来越上瘾。美国一次次抹黑诋毁、甩锅推责，令芬太尼这个原本并不为人熟知的药品名变得举世皆知。然而，逼他人“吃药”无法治好自己的“病”，就如半岛电视台所说，“这是一场美国自己制造的灾难”。

　　在美国，阿片类药物何以泛滥成灾

　　芬太尼合成于20世纪60年代，是被应用于临床的第一个芬太尼族药品，问世后在临床麻醉及疼痛治疗领域迅速获得推广应用，一度成为麻醉手术中的主要用药，也作为疼痛治疗，尤其是术后镇痛的首选阿片类药物。继芬太尼后，芬太尼家族又相继出现了舒芬太尼、阿芬太尼、瑞芬太尼等一系列新型镇痛药。到目前为止，芬太尼仍然是全身麻醉主要辅助用药及广泛使用的术后镇痛药。

　　作为药物，芬太尼凭借其良好效果为无数病人减缓疼痛。但在美国，它却变成了危害社会的毒品。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以芬太尼为主的阿片类药物是美国人服药过量死亡的主要原因。过去十年中，该类药物导致的死亡人数大约增加了3倍。2021年，这一数字激增至超过8万人，比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美军阵亡人数的10倍还多。

　　事实上，美国社会的阿片类药物滥用问题已经发生过三波，芬太尼只是第三波的“主角”。第一波滥用潮始于1991年左右，当时一些制药公司投入大量资金资助相关专家和机构，兜售“阿片类药物无害论”，鼓励医师多开处方、药店大力推销。

　　这种做法一方面令美国社会形成了“止痛文化”，人们习惯于用止痛药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应对疾病，另一方面导致当时阿片类药物的处方量急剧增加，阿片类药物致死人数快速上升。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普渡制药公司当时研发的药物奥施康定。从1999年到2017年，共有20万美国人死于与奥施康定和其他处方阿片类药物有关的过量服用。最终，普渡制药遭到起诉。

　　第二波药物滥用潮于2010年左右开始。当时处方阿片类药物变得难以获得，人们便将注意力转向海洛因——一种成本更低、更加强效的阿片类毒品。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从2010年开始，海洛因使用过量导致的死亡人数迅速增加。从2010年到2014年，美国白人的海洛因过量摄入死亡率增长了267%，非洲裔美国人增长213%，拉丁裔美国人增长137%。

　　第三波便是当前正在发生的芬太尼滥用。近年来，芬太尼类物质在美国瘾君子群体中越来越流行。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从2021年8月至2022年8月，药物过量使用夺去超过10万人的生命，其中约三分之二由以芬太尼为主的阿片类药物造成。

　　回顾上述三波滥用潮不难发现，被滥用药物的成瘾性一次比一次更强。而每一波滥用潮都是为下一波更严重的滥用做铺垫，一次次加深美国的成瘾性药物依赖。

　　“再想把魔鬼关进瓶子里已经太迟了”“熊熊大火已经突破防火线”，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妮·凯斯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在《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一书中如此形容美国的阿片类药物泛滥问题。书中写道：“阿片类药物已成为大众的麻醉剂。”

　　药企与政客深度勾连，何以监管

　　在舆论压力下，美国政府过去几十年在应对药物滥用问题上也有所行动。例如，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曾签署《21世纪治愈法案》，拿出10亿美元应对用于治疗中重度疼痛的阿片类处方药的滥用危机；特朗普就任后将这一议题当作白宫优先事项之一，还曾将阿片类药物危机列为一项“全国性的紧急事件”；拜登政府将解决药物成瘾问题列为其“团结议程”的一部分，并将芬太尼与非阿片类镇静剂甲苯噻嗪混用问题列为美国的“最新威胁”。

　　然而即便如此，为何美国的药物滥用仍屡禁不绝？为何成瘾者总能一次次找到替代品？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政客们出于自身利益等原因，总是出台治标不治本的禁毒政策，不愿将药物监管落到实处。

　　一方面，政客从制药企业获得大量政治献金，作为交换，政客需要在制定相关药物的管控政策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便是，美国作为全球化工原料大国，至今仍未永久整类列管芬太尼。

　　英国《卫报》2017年的一篇报道指出，过去十年间，制药商投入近25亿美元用于游说和资助美国国会议员。美国约90%的众议员以及所有100名国会参议员中的97名都曾接受制药公司的竞选捐款，这些公司寻求影响涉及从药品成本到新药批准方式等各方面的立法。此外，在美国医疗制度中，医药代表作用很大，他们以讲学、资助为手段鼓励医生开药方，造成许多人药物成瘾。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前助理部长、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高京柱指出，阿片类药物制造商向政客的捐款继续影响着政策决定，与此同时，一些政府监管机构的离职官员经常加入制药行业，几乎没有“冷静期”，“这场（药物滥用）危机代表了多系统监管失灵”。

　　另一方面，政治极化阻碍禁毒进程。鉴于目前芬太尼在美滥用的严重程度，美国两党都承认需要做出努力应对这一问题，但双方却相互“使绊子”，不愿让对方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功臣”。就在今年5月，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审议“阻止致命芬太尼贩运法案”，133名众议员投了反对票，其中132人都来自民主党。

　　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指出，美国国会直到2017年12月才通过一项专门针对芬太尼的法案，然而这距离立法者们首次收到有关该药物危险的警告已近4年。“国会已经变得无能，无力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芬太尼就是最新的例子。”

　　内病外治，只会害人害己

　　面对美国国内芬太尼滥用愈演愈烈的局面，美国政府和政客在减少国内毒品需求、加强处方药管控、强化毒品危害宣传教育等真正关键的工作上无所作为。为应对舆论压力，他们玩起了“传统技能”——对外“甩锅”，而“甩锅”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

　　近年来，美方在禁毒问题上对中国多次横加指责，称“中国将大量芬太尼输入美国”“中国化学品流入墨西哥制成芬太尼后流入美国”，要求中方“帮助打击芬太尼非法贸易”。近期，美国频频以涉嫌生产销售涉芬太尼化学前体和相关设备为由，起诉、制裁一些中国企业和数名中国公民。

　　美国一些政客总是试图让中国背上芬太尼问题的黑锅，而将自己打扮成“受害者”，但美方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中国一直对毒品持“零容忍”态度，采取最严格的管控和最严厉的处罚。芬太尼在美国以外从未形成规模性滥用。

　　中国不仅在国内有效禁毒，而且始终本着人道主义和负责任的态度，协助包括美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应对芬太尼类物质滥用问题。2019年5月，中方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整类列管芬太尼类物质。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等禁毒执法部门通报，2019年9月至今，美方未再查获来自中国的芬太尼类物质。

　　中国还认真履行联合国“1988年公约”义务，对所有列管化学品实行进出口许可和国际核查制度，有效防止列管化学品通过国际贸易途径流入制毒渠道。

　　美国以涉嫌生产销售涉芬太尼化学前体和相关设备为由起诉、制裁中国企业和公民，然而这些物质和设备为非列管化学品和设备，具有广泛的合法用途。根据国际惯例和通行做法，保证国际贸易货物不用于非法目的是进口企业的基本责任，也是进口国政府的法定义务。不应将本应由进口方承担的责任强加于出口方。

　　关于美方近期炒作的所谓芬太尼前体从中国流入墨西哥问题，实际情况是，中方从未收到墨西哥关于“中国易制毒化学品出口至墨西哥用于制毒”的相关信息，美方也从未提供过中国化学品流入墨西哥制成芬太尼的事实根据。

　　上述事实充分表明，美方在芬太尼问题上对中方的相关指责都是毫无道理的，其目的就是要误导公众、转嫁自身治理不力的责任。正如中国外交部所指出的，“美方企图通过施压、胁迫和非法手段解决自身在禁毒问题上的关切实际上是内病外治，这行不通，只会害人害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