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临近，“黑金”源源不断涌入美国政坛。近日，英国《卫报》网站刊文揭露，在过去两年里，通过一系列不透明交易，美国亿万富翁、现年90岁的电子制造业巨头巴里·塞德向共和党人伦纳德·利奥主持的一个保守派政治团体“联邦党人学会”捐赠了美国有史以来已知的最大一笔“黑金”，总金额高达16亿美元。

　　分析人士指出，政治已成为美国少数寡头的金钱游戏，最后竞选的结果实际上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交易的产物。金钱政治深入影响美国整个选举、立法和行政过程，系统性扭曲了美国的公共政策，进一步扩大了美国贫富差距。虽非政客直接收受贿赂，但这种资本对美国政治体制的腐蚀，使两党与政府都难逃沦为富有阶层保护伞的宿命，更暴露出美国制度性腐败的真相。

　　“黑金”涌入美国选举

　　据美媒报道，巴里·塞德曾是一个美国大型制造业企业的老板。2021年，他将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变卖后所得的巨额资金，以非常复杂的方式投入“联邦党人学会”。《纽约时报》称，这笔总额高达16亿美元的捐款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捐款”，而得到这笔巨款的“联邦党人学会”将在未来的选举竞争和政治斗争中掌握巨大的优势。

　　这笔“黑金”不仅通过股票转让的方式成功避税近4亿美元，更扰乱了美国选举与政治生态，暴露出美国制度性腐败的冰山一角。

　　美国的政治权力来自资本，也服务于资本。政客表面上依赖民众的支持，实际更依赖于财阀的捐助。在真正的初选之前，竞选人就必须筹集到一定金额的竞选资金，即所谓“金钱初选”。而富豪精英与利益集团则可以通过对政治尤其是对选举的资金投入，将其经济优势转化成政治权力，维护自身经济利益，推广个人政治偏好。

　　“这场政治献金案的真正问题在于，如此巨额的资金以一种秘密方式影响选举、立法、司法提名和公共政策。”《卫报》指出，公众不应依赖媒体揭秘才能了解到任何人本应自如获得的有关竞选活动财务状况的基本事实，而这些事实现在被隐藏在匿名、空壳公司和阴暗的政治团体背后。

　　“黑金”涌入美国选举，无疑将对候选人的行为、政党的行动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总统的竞选制度讲究‘论功行赏’。总统上任之后，会根据政治捐助者的贡献，提供政治上的回报，例如驻外外交官的身份、进入政府内部从事公职，或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到执政过程之中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回报。”

　　这种“交换”，使得美国政治与“黑金集团”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本质上反映的是幕后“金主”的诉求。竞选人所作出的承诺中，有许多是应‘黑金集团’的诉求，每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尤其是新任总统，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很大程度上是烧给幕后‘金主’看的。这使得他们往往颁布一系列反对或者撤销原总统相应政策的行政令，令美国政策的延续性受到了破坏。如此反复的政策倾向，不仅直接影响美国政策的施行，也让美国民众关注的急需改革的领域受到忽视。

　　金钱政治由来已久

　　“要赢得竞选，需要两个东西。第一个是金钱，第二个我就不记得了。”100多年前，竞选专家马克·汉纳帮助威廉·麦金利两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在他谈到成功经验时，毫不避讳地道出了美国由来已久的“金钱政治”的秘密。

　　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选举中，竞选人都需要通过“烧钱”来提升“存在感”，包括打广告、雇工作人员、印制宣传品、到各地举办竞选活动，甚至是打击竞争对手等等。为支撑巨大的竞选支出，找到出资“金主”是竞选人的头等大事。

　　据统计，1860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花费10万美元，使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第十六任总统。而现在，美国总统竞选费用正在成倍增长——2004年，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费达7亿美元。2008年，这一数字快速增至10亿美元，2012年则是20亿美元。2016年，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在内的美国大选总共花费了66亿美元。2020年，美无党派机构响应性政治中心估测，美国大选花费近140亿美元，达历史新高。

　　此外，美国政客“入则为官，出则为商”的“旋转门”机制，同样体现了金钱政治对美式民主的深入侵蚀。拜登政府高昂的军事预算就与国务卿布林肯、情报局局长海恩斯等决策成员的企业任职经历密不可分。

　　“黑金”在严重腐蚀美国政治生态、损害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还放大了本就十分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

　　枪支暴力问题已困扰美国多年。面对社会治安的严重恶化，美国政府在控枪问题上却始终无法拿出有力措施，原因正在于背后的“黑金利益链”。作为反控枪利益集团中的“老大”，拥有超过500万会员和大量资金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影响力已深入渗透到美国选举政治的各层级和各方面。诸如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等利益集团不断游说政客，提供大量政治捐款，阻碍控枪相关立法，使得美国在控枪立法上至今未取得重要进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弱势群体拥枪意愿更加强烈，持不同意见的民众对立情绪不断上升，社会撕裂程度进一步加大。

　　麻省理工学院政治评论与社会活动家诺姆·乔姆斯基表示，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之间呈正相关性，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面处于劣势，相当于被剥夺了参政权利。”

　　种种限制形同虚设

　　从美国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个人在联邦选举中可以自主决定对候选人的捐献额度。制度上的漏洞也使得候选人可以不公开竞选捐献来源。虽然如此，变革也在缓慢发生。

　　为遏制金钱政治对民主的侵害，197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竞选法》，对捐款、竞选活动中的广告费用等作出限制，并允许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企业或工会可以通过注册政治行动委员会以筹集竞选资金，向联邦候选人提供政治捐献。

　　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随后一系列非法捐献和权钱交易丑闻浮出水面，“金主”通过捐资过度影响和操纵选举的问题引发公众不满。为遏制“金钱政治”对民主的侵蚀，1974年，美国国会对《联邦竞选法》进行了修正，进一步限制竞选支出和政治捐献。该法规定，在选举中，个人和组织对每位候选人的捐献不得超出1000美元，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总捐献不得超出5000美元；个人每年向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献不得超出25000美元。

　　此后，美国又出台了《两党竞选改革法》，但种种限制却形同虚设，各种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黑金”乱象丛生。而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更是推翻了《两党竞选改革法》限制企业或工会有关独立支出和竞选宣传的条款，使得美国进入“新献金时代”。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不公开信息的非营利组织成为资本干涉政治的重要媒介，过去十余年，数百万美元甚至数千万美元的捐款逐渐变得司空见惯。

　　“这个裁决直接导致大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非营利性政治组织出现。”分析人士指出，最高法院的裁决实际上是从法律上为这些企业和社会组织“开绿灯”，相关利益集团可以通过贡献“黑金”对选举施加更多隐秘的影响。

　　巴里·塞德本次16亿美元捐款是放松管制政治支出时代的“里程碑”，不仅将政治献金的数额提升到一个空前高度，还意味着超级富豪与利益集团将更多“借道”非营利组织，通过贡献“黑金”对选举施加更多隐秘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