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货币思想和货币制度来看，在明前期，铜钱与纸钞陷入了货币供给的“循环困局”。

由于传统货币思想无法解决货币供给的难题，明中叶货币思想转型的第一阶段出现了利用白银改良货币制度的观点。

需要强调，在明中叶转型的第一阶段，海外白银尚未大量涌入中国。

国内白银存量不充裕，利用白银改良货币制度需要对流通货币管理办法加以设计。

自明朝建立至明中期，在国内统一的大背景下，商品经济逐步恢复发展。

在这一时期，流通货币以铜钱与纸钞为主。

面对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和市场规模的日渐扩大，铜钱与纸钞的流通都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

笨重且价值低的铜钱无法适应远距离交易和大额交易，滥发的大明宝钞因严重贬值而被民众弃用。

明前期至明中期商品经济运行的变化

明前期至明中期的商品经济运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从供给端来看，首先，明前期的人口数量获得一定数量的增长。

若按4.1‰计算，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人口数为5677万，正德元年（1506年）人口数约为9083万。

也就是说，从明初到16世纪初，人口数量增长了60%。

其次，明前期至明中期人口流动的变化趋势是越来越频繁。

明代管理人口流动的政策依据是明初建立的以户贴、赋役黄册为核心的户籍制度和以里长、甲首为核心的赋役征派制度。

户贴、黄册和里甲制度的结合，使得在元末战乱中流失的人口重新成为明王朝的编户齐民，分散割据的地方社会也被有效地重新纳入到中央集权的控制系统之中。

宣德以后，民间自发的人口流动逐渐增加，并且在明中期形成高潮。逃避赋役、躲避饥荒、离家经商等是自发性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

再次，官营手工业逐渐衰落，民营手工业逐渐兴起。

从需求端来看，首先，主要城市恢复商业繁荣，全国性市场逐步形成。

15世纪初全国已经出现了顺天、应天、苏州等33个较大的商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

这些城市分布于全国各地，且各具商业特色。

可以说，明前期相对安定的统一局面，为国内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这是宋元时期不曾具备的条件。

在明前期，特色商品可以销往全国各地，商业城市遍布全国各地，商人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发生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讲，明前期至明中期是商品经济发展、商人经营获利的黄金时期。

其次，以走私贸易为主的海上贸易，在严酷的政策环境下争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在明太祖朱元璋“片板不得入海”的祖制下，明前期的海上贸易遂以走私贸易的形式存在。

政府多次重申海上贸易的禁令，间接印证了明前期至明中期走私贸易屡禁不止，并且日益增多。

再次，在人口流动逐渐增加的背景下，明前期至明中期逐渐出现了赋役不均和财政收入下降的问题。

明前期财政制度的基础是以户贴、赋役黄册为核心的户籍制度，以鱼鳞图册为核心的地籍制度，以里长、甲首为核心的赋役征派制度。

总的来看，明前期至明中期商品经济的供给端和需求端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供给端，人口增长和人口流动引发产业结构调整，官营手工业逐步衰落，同时民营手工业逐步兴起。

在需求端，国内商业恢复发展，海上贸易发展受到阻碍。

财政收入下降削弱了政府的消费能力，政府亟需进行财政制度改革。

可以说，明初的商品经济和明中叶的经济是完全不同的两幅图景。

在明初的商品经济中，供给端的人口流动受限，需求端的全国性市场尚未形成。

在明中期的商品经济中，供给端的人口普遍流动，需求端的全国性市场基本形成。

单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明初政府财政收入基本可以得到保障，明中期政府财政收入已经出现下降的情况。

明前期至明中期货币供给的“循环困局”

（一）铜钱与纸钞的二维属性特点

货币既可以影响商品经济的供给端，也可以影响商品经济的需求端。

明前期至明中期流通货币的供给主要是铜钱与纸钞。

从交换媒介二维属性分析框架探讨明前期铜钱与纸钞的特点，需要结合明前期至明中期商品经济运行的变化。

面对人口普遍流动、民营手工业兴起、全国性市场逐步形成，铜钱暴露出了流通性较差的缺点。

第一，明前期铜钱的铸造量太少，不能满足市场流通的需要。

保证流通环节有足够的货币是货币供给的最基本要求。

明朝统一全国后，市场规模远大于宋元时期，明前期的铜钱铸造量却远不及宋代。

货币供给的短缺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商品交换的进行。

第二，铜钱价值低份量重，不适合远距离交易和大额交易。

铜钱笨重，适合近距离交易和小额交易。

明前期全国性市场基本形成，特色商品畅销全国。

若继续使用铜钱交易极为不便，运输成本也太高。

第三，铜钱种类繁多，质量各有差异，造成结算支付的混乱。

明前期铸造的铜钱和历代铜钱兼行，此外还有私钱流入市场。

纸钞的流通性好于铜钱。

首先，纸钞轻便容易携带，可以满足远距离交易和大额交易的需要，克服了铜钱价值低且笨重的缺点。

其次，纸钞的发行量可以由政府进行调控。

当流通中的货币量不足时，政府可以立即发钞满足市场的需求。

这比铸造铜钱要快捷得多。

再次，明代只发行一种宝钞，名义上统一了货币。

虽然新钞旧钞之间存在价差，但是这种做法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结算支付的难度。

虽然纸钞在流通性上相比铜钱有所改善，但是纸钞的稳定性较差。

大明宝钞发行无需发行准备金，发行量不受限制。

当政府为满足财政支出而大量增发大明宝钞，大明宝钞的供给远超过需求就会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

一旦政府税收不愿收钞，大明宝钞便失去了政府信用的支持。

如此一来加速了大明宝钞的贬值，严重阻碍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以大明宝钞形式存在的民间财富难以积累，从这个意义上讲，增发大明宝钞就是政府通过铸币税掠夺民间财富的一种方式。

发行过程中政府权力监管机制的缺失是大明宝钞最致命的缺陷。

由于大明宝钞妨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利于民间财富的积累，明前期的钞法宣告失败。

值得注意的是，铜钱的购买力也可能发生波动。

除私铸外，铜钱的铸造权一般由政府控制。

当财政支出不足时，政府就会铸造虚值铜钱，导致铜钱购买力贬值和物价上涨。

铜钱购买力的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商品交换的不确定性，同时也损害了铜钱持有者的利益。

但是，虚值铜钱仍保有一定的含铜量，市场交易可把含铜量作为结算支付的标准。

换句话说，铜钱的稳定性好于纸钞。

总的来说，根据交换媒介二维属性分析框架，铜钱和纸钞各有欠缺之处。

铜钱稳定性一般，流通性较差。

纸钞流通性较好，稳定性较差。

从明前期铜钱与纸钞的流通情况来看，单独流通铜钱或者单独流通纸钞都会降低交换效率，不利于商品经济发展。

（二）铜钱与纸钞的“循环困局”

铜钱是明代以前传统自然经济最基本的交换媒介。明前期为了发行大明宝钞，政府一度禁止铜钱流通。

随着大明宝钞的增发和贬值，政府被迫放开铜钱流通的禁令。但是，明前期至明中期铜钱的流通秩序一直较为混乱。

在明前期，先因铜钱流通不便而发行大明宝钞，后因大明宝钞增发贬值而流通铜钱。

然而，此时的铜钱仍然不能满足市场流通的需要。

换言之，明前期至明中期的铜钱与纸钞都不是货币供给的最佳选择。

回溯宋元，铜钱流通性较差与纸钞稳定性较差的难题同样存在，纸钞本取法于唐代的飞钱。

北宋以降，发行纸钞由一种民间信用行为转变成一种政府信用行为。

纸钞轻便容易携带，又有政府信用为其合法性背书，宋元时期不乏认同纸钞流通性优于铜钱的言论。

比较宋元时期至明中期的货币流通情况可以发现，铜钱流通性较差与纸钞稳定性较差的难题具有连续性。

宋元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和铜钱纸钞流通的矛盾，从本质上讲和明前期并无二致。

有观点主张使用货币本位的话语体系，用来研究宋元时期的货币供给。

这类观点将两宋纸币的兴衰置于中国货币本位演进的过程之中，认为两宋纸币产生于低值货币向贵金属货币演进不畅的情况下，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性。

货币本位的话语体系偏重制度变迁的外生因素，较少谈及交换行为对交换媒介的内生作用。

更关键的是，沿用货币本位的话语体系无法解释中国货币制度在宋代达到信用本位的最高峰后又退回金属本位的原因。

基于宋元时期至明中期的长时段视角，铜钱与纸钞形成了一个货币供给的“循环困局”。

也就是说，由于铜钱与纸钞均无法同时满足流通性与稳定性，无论是铸造铜钱还是发行纸钞都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传统自然经济分工程度低、市场规模小，交换行为限于近距离、小额交换，铜钱可以满足需要。

随着市场规模扩大，远距离、大额的交换行为逐渐增多。

铜钱遂暴露出数量少、笨重等流通性较差的缺点。

于是，印制便捷、容易携带的纸钞便应运而生，弥补流通性。

但是，纸钞的稳定性较差，政府缺乏严格的纸钞发行管理制度，增发纸钞容易导致纸钞贬值。

极端情况下，交换行为可能因价格体系崩溃而难以进行。

纸钞贬值迫使交换媒介转向具有一定金属材质的铜钱，弥补稳定性并重建价格体系。

须知，此时的铜钱已经不能满足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场规模扩大的需要。

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当民众充分认知铜钱流通性较差的缺点后，纸钞将再次成为货币供给的选择。

货币供给的“循环困局”，反映了宋元时期至明中期货币制度的紊乱。

交换媒介不能同时满足流通性与稳定性是货币供给“循环困局”的成因。

政府在货币供给上试图调和铜钱与纸钞的优缺点，流通中亦采取了分界、倒钞、增税收钞等办法管理纸钞供应量。

然而这些举措的收效是短暂的，政府超发纸钞的冲动没有得到有效抑制，宋元时期以及明前期发行的纸钞均以严重贬值而失败告终。

总的来说，铜钱与纸钞的互动关系是不同流通性与不同稳定性的交换媒介循环替代，“循环困局”在流通货币仅有铜钱与纸钞可供选择的前提下是无法破解的。

一旦出现了兼具流通性与稳定性的交换媒介，货币思想转型与货币制度变迁随即启动。

这一新的交换媒介，代表着货币思想转型与货币制度变迁的方向。

这一新的交换媒介与铜钱纸钞的互动关系，便是货币思想转型与货币制度变迁的路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