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大史诗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国际论坛现场。

《格萨（斯）尔》《江格尔》《玛纳斯》既是中国的三大史诗，也是欧亚大陆多个国家共享的史诗。此次研讨会共分为《格萨（斯）尔》《玛纳斯》《江格尔》三个分论坛，议题涵盖“三大史诗”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史诗的跨学科、多媒介转化研究、口头诗学研究、史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史诗的史料、档案、版本学研究以及数据库建设等，旨在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史诗研究这10年的成就与中国故事，推动“三大史诗”学术传承保护和研究的国际合作，推动国际“三大史诗”研究深入发展，系统探讨“三大史诗”的文本、传播、保护、传承与创新，展现史诗在当代中华文化建设和世界文化交流中的价值和意义。

格萨尔史诗是藏族和相关族群文化艺术的高峰

在论坛首日上午举办的《格萨（斯）尔》分论坛中，对《格萨（斯）尔》史诗在文学的艺人与文本方面的基本问题展开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诺布旺丹以《文化与文明：格萨尔史诗文本中的两种义涵》为题指出，格萨尔史诗是藏族和相关族群文化艺术的高峰。千余年来，其文本先后经过了从历史到历史的神话化，再到神话的艺术化的演进过程，因此具有累层性和多维性特征。本质上可以分为表现文化性质的文本和表达文明意义的文本两种。

诺布旺丹表示，文化文本形成于史诗文本演进的早期，即在历史神话化阶段，其内容包括族群记忆，地方性知识，民间信仰，母语表达等，而文明文本则形成较晚，是神话艺术化的结果，它是在吸收神话化文本基础上又进一步用佛教的部分哲学思想加以艺术化加工处理，使故事体系化，事件有序化，人物完美化（或思想体系化，时间有序化，空间逻辑化），最终成为宏大叙事。文明的文本内容包括：人天同构、人天同律的自然生态思想；智勇兼备、使智使勇的济世之道；多元共构、天下大同的家国情怀；不畏强暴、抑强扶弱的人文精神；艰苦奋斗、顽强不屈的乐观主义精神：倡导平等、自由、正义的历史构想等方面。文化和文明两种文本在史诗中融合成为有机统一，分别表现了史诗文本内容的特殊性和普遍性。

匈牙利罗兰大学教授比尔塔兰·阿格涅什以线上的方式，分享了其对卫拉特格斯尔手抄本《格斯尔镇压昂杜拉玛之部》的研究。在匈牙利科学院图书与信息中心东方学特藏的卫拉特语料库保存着一份卫拉特（托忒文）格斯尔手抄本，讲的是“十方圣主格斯尔汗降服长着十五颗头颅的昂杜拉玛的故事”。相比其他格斯尔史诗章节，这一章更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对各种异文的文本分析和语境研究，而比尔塔兰对该手抄本的研究则聚焦于其神话学和民间信仰背景。

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连荣以《论策·达木丁苏伦先生对藏文史诗研究的贡献》为题，追溯了格萨尔学奠基者策·达木丁苏伦先生在历史上直接启迪中国《格萨尔》史诗研究的重要历史意义。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甲央齐珍则从艺人的角度入手，以她在西藏昌都发现的格萨尔擎纸艺人白玛多吉的调研过程为例，介绍了这种独特的说唱形式。

人民性和创新性始终是口传史诗的核心特征

那么，《格萨（斯）尔》史诗的保护工作目前进展如何呢？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国家级格斯尔文化生态保护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斯钦图介绍了巴林右旗对《格斯尔》的保护工作概况。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巴林右旗就参与了格斯尔抢救保护，建立展馆、展厅、传习所，积极实践格斯尔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格萨尔学教研室主任索加本表示，《格萨尔》在多民族中流传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紧密相关。他指出，“一带一路”“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沿线都有格萨尔史诗传播和研究足迹，是一份多民族共享的文化遗产。各民族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具有其本民族独特的不同特征和不同的语言文字,但他们的却始终存在于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的统一领域。

媒介变化对《格萨（斯）尔》史诗有何影响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姚慧通过对格萨斯尔艺人的观察，发现以整体场为主要特征的史诗说唱被媒体切割，呈现碎片化特征和歌手记忆的模糊地带，她指出，不仅知识生产方式被改变，人的思维和评价模式也会随着媒介变化而发生变革。

而在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意娜看来，新技术拓展了民族民间文艺研究中极为强调的“在场”实现方式，传播的权力不再只属于精英的专业人士，同时带来重大的理论和伦理挑战。现代化彻底改变了前现代生活方式，中国史诗理所当然的场景、作者、受众都变化了，原有的理论范式受到了挑战。与此同时，意娜认为，数字媒介对史诗研究带来了多层次的机遇与挑战，但人民性和创新性始终是口传史诗的核心特征。此外，意娜表示，对口头史诗作品而言，二次创作始终存在，并业已形成诸种文化传统，因而面对新的二次创作形式，应有积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