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看来，现代人提及“非遗”，常常带着时过境迁的滤镜，觉得这些手艺肯定是一位老人坐在某个地方安静地创作，作品曲高和寡，需要重金购买。

“这样进入了一个死局。”阮熙越说，“非遗应该更有人间烟火气，买卖是最好的保护，使用是最好的传承”。

在接过长辈的衣钵后，阮熙越开授体验课、办沙龙，让更多人体验非遗制作；更新作品“画风”迎合年轻人的消费“口味”……她还给自己立下一个目标：“祖辈的作品见天地，我的作品见众生”。

兰州坊间早就有“吉祥葫芦牛肉面，羊皮筏子赛军舰”的说法，当地刻葫芦的手艺人也不在少数。阮熙越的观点让一些“保守派”颇有微词。他们认为，这是年轻传承人无法抵达老一辈艺术高度时找的“托词”。

面对质疑，阮熙越选择用“垒山”的过程来勉励自己，“山是怎么形成的？山是在平地上慢慢垒起来的，它包容了所有的景观，才形成了巍峨的态势”。

学葫芦肚大能容

阮熙越“破局”的底气来自一家几代人践行的“君子之风”。“这种‘君子之风’让家人做出在当时时代背景下不被他人理解的举动，但在我眼里，这就是在‘垒山’。”阮熙越说。

阮家族谱记载，1936年，阮熙越的外曾祖父阮光宇开始雕刻葫芦，是阮氏葫芦艺术的创始人。

当时，阮光宇是一家报社的编辑。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兰州城隍庙发现了吉祥葫芦，他十分喜爱，便开始学习手艺。

阮光宇为传统技艺增添了文人气息，没多久，他雕刻的葫芦就出了名。

“那个年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外曾祖父并没有端着读书人的架子。后来，他辞了职，把刻葫芦当成了谋生的手段”，虽然没有见过这位祖辈，阮熙越仍被他的经历所触动。

阮氏葫芦艺术的第二代传人、阮熙越的外公阮文辉是甘肃省第一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亚太地区工艺美术大师，雕刻的《150个儿童游戏图》《唐诗204首》等4套6枚微雕葫芦被定为国家珍品。

虽然在业内声名远扬，但在外公身上，阮熙越学到的却是“谦卑”二字。“他有机会在兰州工艺美术厂当领导，却为了专心创作，婉拒机会，还有很多人高薪邀请他去沿海发达城市发展，他也拒绝了，这样做的原因是，他认为，刻葫芦的土壤和根基就在兰州，不能忘根舍本。”

阮熙越的母亲阮琳是第三代传人。从小耳濡目染，她喜欢上了刻葫芦。年仅15岁，就能独立创作完整的作品，现在，她是兰州刻葫芦省级非遗传承人。

“妈妈身上最大的特点是通达”阮熙越说，“很多人都觉得，妈妈的艺术成就还可以再拔到一个更高的高度，评正高、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但她不是很在乎这些，早在几年前，就退居二线，站在我身后，支持我前行。”

母亲的“放手”，让阮熙越在短时间内进步飞速。“无论何时，妈妈都对我的工作高度认可，即使有分歧，最后也会以我的意见为主。私下里，她还会从小红书、抖音等新媒体平台上，了解年轻人的喜好，随时和我沟通，尝试用时尚化的视角创作产品。”

阮熙越觉得，这些传承着的优良品质，起始于家人与葫芦的“朝夕相处”。“我们刻葫芦，和葫芦对话，滋养自己的内心。葫芦，肚大能容。借物言志，说的就是做人的道理。”阮熙越说。

泛艺海学无止境

传承记忆也传承技艺。

阮家的座右铭是“学艺，做人，过日子”，在用“家风”为其打好底色后，四代人87年间都在致力攀登高峰，“在没有彼岸、没有到达的艺海中修行”。

相关历史资料记载，阮光宇将其在诗书画印等方面的修养引入刻葫芦这一民间艺术。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刻工精细，凡诗词书法，南北派山水，以及西厢、红楼、聊斋人物，应有尽有”。

阮文辉将雕刻工艺分为描写与雕刻两种。描写是在葫芦的外表用特制钢针将表皮刺破，镌刻书画，涂以松墨；雕刻是以小刀将葫芦硬壳刺透，用粗线条描绘人物、山水、花卉等。阮文辉在雕刻上独具匠心，针刀并用，以刻、铲、刮、磨等多种方法，将中国画的勾勒、渲染、皴擦等手法用在刻葫芦上，仿制出历代名家的泼墨写意山水以及徐悲鸿、舶石的画风笔意。

除此之外，他专攻“微雕”，曾在一只鸡蛋大小葫芦上，刻下唐诗204首，每个字只有米粒的四分之一大小。

阮琳传承“微雕”技艺，由她创作的《百美图》，在直径只有5厘米的鸡蛋葫芦上雕刻了近百位美女，细致到双眼皮、睫毛都可以看到。

她还曾在敦煌创业，在这个艺术宝库，与大量外国游客接触。因此，在创作时，阮琳将不同国家的文化融入其中，“接轨世界”。

她告诉记者，自己创作过一个有泰戈尔头像的葫芦，头发是拿刀铲出来的，用的是泼墨山水技法，《吉檀迦利》的诗文是分别用中英文刻出来的，使传统的民间技艺更具有现代感。英文、日文、希腊文等也都在她的作品中出现过，让雕刻葫芦“踏出对外传播的步伐”。

阮熙越在2010年大学毕业后，正式涉足该行业。尽管是“半路出家”，但受家人影响，她从小看过大量诗书，学过书法，摹过画本，加上10余年的积淀，技艺不断精进。

在前辈的基础上，她运用“加减法”，形成自己的风格。

她用减法给传统葫芦雕刻的画面“留白”，凸显意境。在一枚扁形的葫芦器型上，只刻一舟，一渔翁，无水，稀稀落落几笔，让赏玩者自己去遐想。

“诗文有意在言外，音乐有弦外之音、戏曲中也有虚拟动作，我喜欢这种疏而不空，满而不溢的感觉。”阮熙越说，这样的画面，可以留下想象的空间、无限的可能。

而在葫芦的功能开发上，她又做了不少加法，设计出功能类的打火机、钱袋子、香薰蜡烛、储物篮，还有时尚单品葫芦手链和搭配不同穿衣风格的葫芦配饰等。

阮熙越认为，非遗，最早就是老百姓一种精神上的需求，本来就是服务于老百姓的，所以，“破局”的方式就是改变它的现状，让它返璞归真，更好实现它的服务功能。

在题材内容上，阮熙越同样广开源路，在葫芦上刻画“绿马”“旅行的青蛙”“哪吒”“冬奥”等社会热点内容；还在作品中呈现时代巨变，将中欧班列、丝绸之路、敦煌文化等融入其中。

阮熙越认为，自己做的是不是超越，不是外公刻唐诗204首，她就去刻300首。她做的是传承，“这就像看一座大山，不止要垂直看到山巅，还看到它有宽度、有面、有纬度。”

一定程度上，“减法”让刻葫芦的生产周期得以压缩，相应的，产品价格也降了下来，普通消费者购买并不费力。“加法”则让产品拓宽了消费群体，有了更多应用场景。

“处江湖之远，亦追庙堂之高”，2019年，阮熙越创作的《雕刻葫芦·河西记忆》，在12枚小葫芦上，用率真、奔放的线条呈现河西走廊的人文风情。作品选材展现汉代丝路盛景，而不是大家更为熟悉的唐代，此外，她还改变了传统松墨上色的方式，用多种颜料铺陈出历史的斑驳感、西北土地的肌理感，并用12宫格进行创意展陈，获得多方青睐，斩获中国工艺美术精品“百花杯”金奖，也让一些质疑的声音戛然而止。

做传播面向未来

近年来，阮熙越将不少精力投放到兰州刻葫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播上。

她参加各种文化方面的交流培训会议，通过各种新媒体的平台去推广、宣传兰州刻葫芦，到传习所、校园、市集，讲解刻葫芦历史沿革、演示相关技艺、指点大家自制刻葫芦作品。

她还编写了《兰州刻葫芦体验课程手册》，根据各年龄阶段，选用卡通形象、传统图案、甘肃符号、彩陶纹样等素材。

从2016年至今，阮熙越和研学机构、旅行社、企业沙龙、工会以及多所中小学携手合作，完成上百次授课，让学员在沉浸式体验中亲近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来自外界的正向反馈，让她内心葆有热爱。“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孩子，两小时一动不动，完全靠自己刻了一个葫芦，他的家长都很惊讶，孩子能坐得住。”阮熙说。

阮琳也记得，一次，她作为文化大使带着阮氏雕刻葫芦去以色列进行展览交流。一些当地人想要购买葫芦，因为无法开具发票，阮琳只能让翻译转告，作品无法售卖。不料，“他们却趁没人，将葫芦拿到手里，直接把钱往展台上面一放就走了，不要发票，连包装也不要”。

“这让我再次看到葫芦的‘肚大能容’，它容得下世界，也容得下未来。”阮熙越说，她会继续“垒山”，继续“破局”，以刻葫芦为窗口，打破外界对“非遗”的刻板印象；也会让刻葫芦作为兰州的文化标签，得到更多展示机会，“让更多人知道，在甘肃不仅仅有黄河文化、敦煌文化，还有古老的雕刻葫芦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