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与围棋两种艺术相互影响，在艺术史上形成了独特的弈棋绘画景观。宋代是我国弈棋绘画发展的关键时期。宋代文人有大量关于棋艺的作品，不仅有《围棋义例》《棋经十三篇》《忘忧清乐集》等重要围棋理论著作，还有《棋经诀》《观棋大吟》等围棋诗文作品。

宋代弈棋绘画在数量、品类方面都超越前代，形成了“三教会棋”“山水对弈”“闺阁弈棋”等经典图式。这些图式寄寓了宋人的精神理念和时代内涵。

弈棋是宋代士大夫人际交往的重要方式。南宋诗人王十朋虽“手不善谈”，却弈棋经年不辍，晚年更是“光景老尤惜，忍销枰弈间”。文天祥喜欢下象棋，有时甚至废寝忘食，写出“众人皆醉从教酒，独我无争且看棋”。而“素不解棋”的苏轼，吟咏出“胜固欣然，败亦可喜”这样具有人生智慧的涉棋话语。在宋人的日常生活中，弈棋、观棋具有比以往更为丰富的诗意，而观看弈棋绘画，也成为人们生活中一项重要审美活动。

在中国古代的审美理念中，“和”是一个重要范畴，具有总摄众体、兼收并蓄的功能。实现天人合一、人人和同的“中和之美”，也是宋代士大夫的重要理想。汉代以后，儒释道三家相争激烈，如何实现三者平衡调和，是魏晋以后帝王尤为关注的问题。“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宋代画家利用绘画展现三教和合的主题。

围棋作为一种竞技游戏，其规则背后蕴含着深刻哲理。弈者反复争棋的目的是建立调和之道。而儒释道三家在历史上互相竞争的过程，颇能体现围棋蕴含的哲理。在图画上，围棋为儒释道提供了互相切磋、共同交流的场域。绘画中代表三教的三位弈者促膝手谈，体现了三教和谐共生的关系。

《临宋人画册》之三教会棋图仇英

在宋代文人画中，闲逸的心境是画家所要表现的主题之一。绘画中的弈棋活动则是展示文人心境的绝佳场景。宋代绘画中的弈棋活动常常发生在山川之上、楼阁之中。古人有登高望远的传统和对自然山水的亲和之情。以飞鸟俯视万物的观照角度作画，可以体现士大夫画家包揽万物的情怀，折射他们超越时空界限的胸襟。从高处观照才能脱离置身于其间的狭小世俗处境。在这种环境中弈棋，则进一步凸显了士大夫跨越古今、放眼四海的豪迈情怀，让观者产生一种宏大的生命意识。如张先《十咏图》，生动展现了宋代士大夫弈棋活动场景，其中的“燕家景致”，将欧阳修等宋代文人推崇的“深远闲淡”之意展现了出来。至南宋马远、夏圭式的残山剩水，将弈棋绘画引向了更为高妙空灵的境界。如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山居对弈图》，与“烂柯”等传统文化典故相呼应，体现出浩瀚无垠的时空感，同时勾勒出画中人心理的曲折，实现景色与观者心境之间的精妙交融。

宋代商业经济与城市管理较前代有较大发展，市井文化艺术繁荣起来。宋代文艺具有了一般意义上的平民化、通俗化倾向，市井生活成为绘画表现的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宋代的弈棋绘画显示出雅俗交融的面貌，体现出世俗伦理规训下人们对生活趣味的追求。这种变化与宋代帝王的雅尚也不无关系。宋高宗晚年“陶冶圣性”“恬养道真”“所乐者，文章、琴、棋、书、画而已”；宋孝宗时期，宫中选女童使即“能琴阮、下棋、写字、画竹、背诵古文”。在帝王好尚的助推下，观赏弈棋绘画成了宋代大众的流行时尚，如宋代《十八学士图》《香山九老图》中弈棋场景的构建，就寄寓着一般市民阶层对理想中士大夫典雅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在观赏男性士大夫弈棋场景的同时，宋代的绘画赞助者，也将眼光投向女性。“新样梳妆巧画眉，窄衣纤体最相宜。一时趋向多情远，小阁幽窗静弈棋。”在士大夫风尚的影响下，宋代弈棋绘画中的女性形象也具有文雅之气。如在陕西甘泉金大定廿九年（1189年）画像砖墓，出土了妇人竹林弈棋壁画，展现了衣着朴素的闺阁女性于竹下弈棋的场景。在宋代的弈棋绘画中，还常常出现孩童的形象。围棋与诸多宋代文人的生活雅尚都出现于婴戏图中，不仅显示出时人对文人的崇拜，也寄托着宋人对于子孙成才的美好祝愿。

此外，如南朝谢赫言，“图绘者，莫不明劝诫，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宋代弈棋绘画延续了这种礼教伦理审美。如南宋洪咨夔有《题锺春伯所示周昉明皇对弈图》诗，“宝栏十二午阴移，思入云霄落子迟。当局早知提醒着，危机应不堕蛾眉”，即表达了对唐明皇沉迷于与杨贵妃嬉戏而误国的兴亡之鉴，其中儒家史学观气息非常明显，一定程度显示了宋代弈棋绘画的教化目的。

宋画凭借其独特的气质风范，成为中国绘画的一个特殊名词。而宋代弈棋绘画作为宋画的特殊类型，通过巧妙的形式语言，展现出丰富的意象内涵。宋代弈棋绘画对中国古代绘画类型具有重要开拓作用。它的丰富内涵被后来者不断发展，并在后来的特殊情境中衍生出新的独特意义。以弈棋形象为切入点探讨宋画，让我们感受到中国古人绘画创作中的审美内涵和特殊思维方式。宋代弈棋绘画展示出的图文互动、物象联动、意象跳跃等特点，或能为当下的艺术创作与研究提供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