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盒：书藏在奁

英国考古学者约翰·克拉克（J.W. Clark）关于赫库兰尼姆（被称为“时光冻结之城”，与庞贝古城都被公元79年火山爆发所掩埋）藏书的研究，就可管窥西方卷轴书时代便携书籍装具的情况。“当把卷轴从一处转移到另一处时，会把书卷装进一个盒子（scrinium或capsa）里。这种容器呈圆柱形，略像现代的帽盒。它通常有个活动的提手，固定在两侧的环上。盒盖放下后，扣在锁式结构上面。”

7世纪著名学者奥德海姆（Aldhelm of Malmesbury，639-709）的《谜》（Riddles）在中世纪早期的修道院学校常有所用，存世较多为9-10世纪版本。其中一节《在书盒上》（De arca libraria）记有：“灵府充盈圣语，吾心承载圣书。”某种程度上，书盒实际上与中世纪的圣骨匣、神龛或其他圣骨、圣物的容器有着显著相似之处，那就是它们都承载着“圣物”。诸如一种被称为“爱尔兰圣匣”（the Irish cumdach）或“书龛”（book shrine）的书盒，往往就是用来盛装小开本抄本圣书。

爱尔兰皇家科学院（Royal Irish Academy）收藏着8或9世纪的书龛，15×12厘米大小。所盛装的“圣礼书”（The Stowe Missal）在盒中相当“合身”，这也与此物的预期用途十分相配。“爱尔兰圣匣”所装书籍并不是用来阅读的，而往往是被战场前在军队前后的僧侣挂在脖颈上，以为战事带来好运。坚固的书盒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护内部的“秘密武器”，也就是所装之书。

书龛与所装的圣礼书，爱尔兰皇家科学院藏

著名的书龛还有圣哥伦布大教堂（Cathach of St. Columba）收藏的6或7世纪的《诗篇》（Psalter）。它常被认为可以为战事带来胜利，不过27×19厘米的大小明显不太适于挂在脖颈之上，有观点推测可能是将其夹在胳膊下在战场上奔走。事实上，在西方近代早期历史中，这种把书籍装进书盒带到战场的行为非常流行，有观点将其称为“战地圣经”。瑞典皇家图书馆就收藏着瑞典国王查理二世曾带到战场上的1700年版“战地圣经”。

查理二世“战地圣经”，瑞典皇家图书馆藏

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ies）于2019年曾购买一件罕见的15世纪晚期的书盒。尽管博德利图书馆是世界上收藏中世纪抄本和早期印刷书籍最丰富的机构之一，不过这却是该馆收藏的首件书籍保管箱（coffer）。这款书箱规格为8.5×12.6×5.5英寸，在已知现存同期书盒中属于体积最大的之一。书箱为皮面木质，有红色帆布衬里。书箱表面配有金属箍、铰链、锁，以保护盒内贵重之物。这种书箱也被称为“信使盒”（messenger’s box），两侧配有吊环，用皮带穿过就可以方便地扛在肩膀或挂在马鞍上。这件书盒件兼具实用性和虔诚性，并保存了一幅极为罕见的木刻版画。

15世纪晚期书盒，博德利图书馆藏

中世纪抄本和印刷本书籍有成千上万册存世，不过这样的书盒被认为可能仅有100多件幸存于世。据考证，这件15世纪法国哥特式书盒，是用来存放和运输宗教书籍的。博德利图书馆为此还举办了一场名为“负笈寻真”的展览。展览希冀透过这件书盒帮助人们深入理解在欧洲印刷的早前时期书籍是如何储存、运输或使用的。

从博德利图书馆以及其它机构收藏的诸多书盒，可以看出不同风格的书盒或承载着不同身份、不同用途的时代痕迹。

被迫流亡的书盒。15世纪晚期西班牙抄本书的原装书盒，木质，书盒六面都由无色压印的交错几何纹案装饰的山羊皮包装。书盒规格：35.4×29.4×15.0cm，重量为2.7千克，加上抄本书合计9.4千克。盒中装盛的珍贵书籍为1476年在西班牙北部的科罗纳（Corunna）抄写的《希伯来圣经》（Hebrew Bible）。由抄写员摩西·伊本·萨巴拉（Moses Ibn Zabara）为其赞助人布拉加的伊萨克（Isaac of Braga）抄写。1492年西班牙驱逐境内犹太人，伊萨克便带着该本圣经离开。装着抄本书的书盒被保护在一个可以上锁的木质手提箱中，箱子由模压雕花皮革装饰，标记有伊萨克的名字。

15世纪晚期书盒，博德利图书馆藏

带着去航海的书盒。绘制于约1400年威尼斯的地中海波特兰型海图，被粘贴在木质封面的抄本册子书上，封面上以象牙和彩色木头镶嵌装饰。保存航海图的书盒木质，外层包装着精美雕花和刻字装饰的皮革，一侧还有盛装器械的侧囊。已经遗失的器械或许既可以充作插销，打开书盒翻看书籍时又可作镇纸之用。书盒规格为29.9×18.3×5.2cm，重量为582g，加上抄本书合计1.4kg。

约1400年书盒与所装书籍，博德利图书馆藏

乡村教堂风的书盒。1748年剑桥版《公祷书》(Book of the Common Prayers）书盒与书籍封面材质、装饰一致，书盒配备银插扣，整体风格颇具乡村教堂风。书盒规格为17.6×11.3×3.9cm，重量为78g，加上书籍合计456g。

1748年乡村教堂风书盒与所装书籍，博德利图书馆藏

带着去行医的书盒。大都会博物馆藏有制作于15世纪意大利的书盒，材质为硬皮甲（Cuir bouilli），规格16.2×16.5×4.4cm，书盒内部没有内板。在十一世纪诺曼人统治期间，意大利南部，尤其是萨勒诺及其邻近城市，在阿拉伯的影响下，发展成为一个主要的中世纪研究中心。到了十二世纪，大部分尚存的中世纪知识都被收入了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汇编中，成为中世纪后期几世纪的知识基础。虽然药典、草药等文本反映了相当多的科学意识，但医疗实践仍然受到迷信、占星预测和传统疗法的影响。因此，中世纪晚期普遍使用的文本混合着科学和谬误信息。广为流传的本草志Gart der Gesundheit就是典型例子，其中既有至今仍在沿用的具有药用价值的草药疗法，还有颇为“神奇”的药方，比如被认为是万灵药的磨碎的独角兽角。尽管如此，这些书还是很珍贵，用合宜的皮套来保护它们并不罕见。显然这个书盒太小，无法盛放一个完整的草药书或纲要，但铭文“以药谋生”（MEDIXINA VIRTU VIVE）却是可以表明它是用来保存一些软质的医学书籍的。当时的医生到四处游走行医时，经常把这样的书盒系在其腰带上。

15世纪书盒，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此外，还有一种被称为“弥撒书盒”（missal box）的盛放祈祷书的盒子。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纽约公共图书馆、V&A博物馆都收藏有这种“弥撒书盒”。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有两件弥撒书盒。一件为15世纪晚期法国制造的哥特晚期花格纹双层锻铁套盒（规格10.2×18.5×12.2cm，不含锁），内置木质支架，红色天鹅绒衬布为现代配置。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指出，这样的套盒曾被大量生产，所以存世数量较多。在法语中，因其花格纹装饰还被称为花格套盒（coffret à mailles）或西班牙风套盒（coffret à la manière d’Espagne）。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资料认为，有时候只有这种套盒才被称为“弥撒书盒”，它们可能被用于保存诸如珠宝或小开本饰彩祈祷书之类的珍贵物品。

弥撒书盒，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另一件类似弥撒书盒（规格7.0×9.6×7.9cm，不含锁和吊环），基本特征基本一致，只不过多了两个吊环。据推测，在中世纪可能是用于系在腰带上，便于携带。

弥撒书盒，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纽约公共图书馆藏的“弥撒书盒”（规格17×10×9cm），同样是制造于15世纪晚期的法国，风格类似，带有两个吊环。纽约公共图书馆资料同样认为，盒外的吊环是便于把较轻的盒子挂在腰带上；此外，还可能将其挂在马鞍上，或者挂在其他更大的箱子里以保证安全运输。

弥撒书盒，纽约公共图书馆藏

V&A博物馆藏的“弥撒书盒”（规格5.7×10.3×6.3英寸，不含把手）亦是生产于15世纪的法国，风格类似，不过形制略有不同，尽管同样是方形，不过顶部却是拱形，还有一个方便提携的把手。V&A博物馆资料指出，这种书盒后期演变成为存钱箱（money box）。

弥撒书盒，V&A博物馆藏

书袋：缃帙盛缥囊

在中世纪，书袋也是常见的便携书籍装具。书袋往往是皮质，常常有所装饰。比如收藏于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阿马之书》（Book of Armagh），装着这本9世纪抄本书的书袋被称为“阿马书袋”（The Armagh Satchel）。书袋内部容积为30.0x25.0x4.0cm，可以轻松装进《阿马之书》。

“阿马书袋”，都柏林圣三一学院藏

“阿马书袋”的装饰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早期爱尔兰艺术的“黄金时代”，厚厚的牛皮表面装饰着交错的动物形和十字架纹案。相关研究指出，这种制作工艺被称为“硬皮甲”，把浸透的皮革在一个模型上进行加工，甚至可能用到潮湿的沙子，使用骨质或木制工具来塑印纹案。书袋上的一把黄铜锁和一排黄铜环，有观点认为或是后期补加的。书袋由同张厚牛皮制成，图案成型和缝合非常精巧，边缘内翻，接缝处颇有“天衣无缝”之感。

虽然这样的书袋鲜有存世，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中世纪的文献对它们的用途和流行程度有所了解。一本七世纪的小册子导引僧侣，“烦请把白色书袋挂在墙壁上，并将其摆放整齐”。（Hang your white booksacks on the wall, set your lovely satchels in a straight line.）这表明中世纪僧侣们应该都会配有书袋。该文献还解释了使用何种皮革（羊皮）以及如何将皮革制成书袋：取一块方形皮革，三面缝合，留出一侧作开口，开口装设旋钮以便开合书袋。

或成书于7世纪的《西方名言》（The Hisperica Famina）中，也记有相关内容：“一众学者齐聚，调整紫色法衣，戴上黄色僧帽，抚平发卷，拢起黄色发辫，然后在脖颈佩戴鲜亮的书袋。”爱尔兰僧侣阿德曼（Adomnán，624-704年）所著的《圣库仑的一生》（Life of St.Columba）记载了“书袋”的逸闻：装有圣库仑手抄本的皮质书袋掉进了河里，后来捞起时，圣库仑的抄本奇迹般地完好无损。

2006年，在爱尔兰蒂珀雷里北部的法丹莫尔村（village of Faddan More）附近的沼泽里，发现了溯至8世纪的抄本《法丹莫尔诗篇》（Faddan More Psalter），现收藏于爱尔兰国立博物馆。特殊的环境使得抄本的书袋（有观点认为书袋为抄本封面，至于是封面还是书袋在后文再做讨论）幸存。大多数存世的中世纪抄本书籍鲜见保有原装“封面”的，这也使得《法丹莫尔诗篇》成为研究西方书籍装帧、装具，管窥西方早期书籍制作的珍贵实物资料。

复原前后的《法丹莫尔诗篇》书袋，爱尔兰国立博物馆藏

翻盖上的三个角质钮可能是被用来固系装设在封面上的皮带。值得注意的是，抄本书并没有黏着在封面上，这也是称之为书袋的原因之一。书袋内侧衬有纸莎草纸，很可能是起到撑固作用。同期抄本书中常会描绘类似的书袋，这也表明这种书袋在当时的流行程度。中世纪早期的《卡德姆格福音书》（Cadmug Gospels）和《麦克杜南福音书》（Mac Durnan Gospels）以及《迪马之书》（the Book of Dimma）都描绘了类似的书袋。没有皮带的话，看上去很像现在的平板电脑保护套。

《麦克杜南福音书》，9世纪晚期或10世纪早期，伦敦兰贝斯宫图书馆藏

存世书袋数量尽管不多，不过除了存世实物，在文献里也能发现书袋的蛛丝马迹。基于相关文献以及中世纪抄本彩绘，有研究指出，有的书袋是可以挂在脖颈上的；这种行为或是同样来源于中世纪把装有圣物（骨）的容器挂在脖子上（作为护身符）的传统。

书套：书在琅函香在衣

提及中世纪便携书籍相关话题，“腰带书”（girdle books）是绕不开的典型书籍装帧结构。有观点将装载“腰带书”的封面称之为书套（book wrappers）。腰带书，是一种带有“书尾”结构，可以挂在腰带上随身携带的皮装书。整体来看，腰带书的开本较小，但都很厚，方便携带及摊在手掌上阅读。腰带书往往多为僧侣和神职人员使用，可以方便他们随时背诵、吟诵祈祷词。16世纪晚期，腰带书的制作减少，形式也逐渐发生了改变：书芯不再被完全包裹起来，以瑞典皇家图书馆收藏的16世纪末的腰带书为例，其前书口、下书口已完全暴露出来，而且书籍开本开始变大，不再适合随身携带。腰带书装帧形式主要分为两种，区别在于有无额外的书衣。书衣有可拆卸和不可拆卸之分，可拆卸的书衣可以满足同样尺寸大小的书籍的换装。书衣有助于保护书籍不受雨雪灰尘浸污。

腰带书，15世纪《哲学的慰藉》，耶鲁大学图书馆藏

如果腰带书的封套被认定为“书套”，那么跟它乍看只有“一个尾巴”之差的“书衣装帧”（chemise binding）的封套也应属于“书套”的范畴。伦敦大学图书馆的托马斯认为书衣装帧和腰带书系出同源，唯一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书尾”被人为截去了。不过，根据大英图书馆、荷兰国家图书馆等的相关观点，书衣装帧本身就是独立存在的一种装帧形式，其罩衣（chemise）为现代书衣的前身，是由皮革或天鹅绒、亚麻等织物做的插套封皮，可以保护书芯和书口。书衣装帧既有装饰华丽的风格，如时间之书和祈祷书，也有朴素实用的风格。

另外，19世纪后半叶有一种被称为“雅普装帧”（Yapp binding）的书籍装帧形式，它们的封面有时候并不与书芯缀合或黏合，而是可拆卸或半活动的，甚至有时候会装配拉链，这种结构也与上述“书套”的理念一致。雅普装帧的名称来源于19世纪后期的英国装帧师、书商威廉姆·雅普（William Yapp），其将所谓“雅普装帧”工艺引用在装帧“口袋圣经”上。雅普装帧的封皮材质通常为皮质，典型特征是封皮的三侧书口下翻形成护边，以有效减缓书芯书口处的磨损，后期发展出拉链结构的雅普装帧形式。基于环形护边结构，这种装帧风格也被称为卷边装帧（circuit binding）。此外，从特征上看，雅普装帧的环衬往往采用黑色涂料纸；书口有时会烫金，不过常常是红色，或者其他颜色；文本往往是《圣经》《赞美诗》等宗教内容。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或许只有上述三种装帧结构的“封套”不与其装载的书芯相缀合或黏合时，才能被称为“书套”，否则更应该称其为封面。

雅普装帧《圣经》

书盒还是书壳：书盒之辨

西书装帧往往把所谓“硬壳书”的封面与封底内板以及书脊所形成的结构称为“盒形”（case），因此国外有观点把这种类似于中国传统夹板装具的“书夹”结构称之为“书盒”。诚然，这种所谓“盒形结构”应是保护书籍免受环境和其他危害的最直接有效的举措，不过如果简单地将其等同于函套之类的书盒，则容易产生概念的混淆。

圣加仑修道院图书馆（Stiftsbibliothek）藏有由精美“书盒”包装的11世纪《赞美诗集》（A Book Of Hymns）。此“书盒”为木质，以宝石甚至象牙雕刻装饰，有钉子固定。“书盒”形制与所装书籍一致，呈“狭长”状。有观点认为，窄长的设计便于在修道院内和附近的圣加仑市游行时随身携带。事实上，中世纪抄本书中不只是厚重的大开本，这种窄长的抄本书也非鲜见。至于导致开本窄长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为了与书籍的装帧，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封面上的装饰因素配搭，常被当做装饰元素的象牙饰板往往即是窄长形制；另一方面，窄长的书籍往往也会比较薄，便于携带，甚至是方便单手长时间持举。书盒外面的装饰不仅起到美观作用，还会让其添加庄重肃穆之感。事实上，象牙饰板和宝石的装饰，也凸显出其在修道院或教堂中的重要性。

11世纪《赞美诗集》“书盒”，圣加仑修道院图书馆藏

从上述关于“书盒”的实物图片与文字看得出，它与本文“书盒”部分所提及的书盒有明显的区别，或许更接近于我国传统古籍装具中的“夹板”（尽管没有系带）。当然此“书盒”的内侧有凹槽，也是值得注意的。不过，在古软装帧（limp binding）、犊皮装帧（vellum binding）中，这种凹槽已不存在。古软装帧、犊皮装帧中，如果书芯或散页没有与封面缀合或黏合，往往配着系带，以防止书芯或散页脱落，这样它们更接近于“夹板”，只不过古软装帧的“夹板”是没有硬质内板的。它们也没有类似于珠宝装帧那般华丽的装饰，往往比较朴素清雅。

西文古书的装具历史悠久，即使是便携装具也不止于上文所述。每一种装具都有着独特的历史，反映着不同的书籍贮藏方式和文化语境。尽管西文古书装具的主要使命是收藏和保护其中的书籍，可是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装具与西文古书是相互形塑的，装具亦有其生命演化史。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化传播、中外出版传媒产业、西方装帧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