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吐鲁番学？

　　吐鲁番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镇，这里又是一个降雨量极少的绿洲盆地，大量各式各样的古代文物和各种语言文字的文献得以保存下来，为吐鲁番学的研究不断提供原始素材。从二十世纪初起，东西方许多探险家在吐鲁番地区发掘出大量的文献与文物，也有很多国家的学者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种学问被称为吐鲁番学。其主要以吐鲁番周边的古墓葬、古城址、石窟寺及在这些遗迹所发掘出土文物为主要研究对象，内涵与外延丰富。

　　在中国漫长的几千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吐鲁番占据着独特的位置，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沉淀，它沟通欧亚，连接丝路，农耕文化、游牧文化、绿洲文化在这里交汇，七大宗教、四大文明在这里交融，使它成为丝路古道上一座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名城，也使其成为孕育出吐鲁番学的沃土。“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交通重镇，几千年来的商贸交往、文明交流、文化交流在吐鲁番这块土地上沉淀下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同时也产生了一门国家的‘冷门绝学’吐鲁番学。”国家文物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顾玉才说。

　　吐鲁番学最早出现在季羡林先生提出的敦煌吐鲁番学，内容涉及历史、考古、宗教、壁画、语言文字、天文历法等多门学科，百余年来，在黄文弼、季羡林、唐长孺等一批国内外知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吐鲁番出土文书》《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等大部头学术著述相继问世，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吐鲁番学逐渐成长为与敦煌学并驾齐驱的国际显学，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做出了显著贡献。

　　“冷门绝学”热起来

　　顾玉才称，为发扬光大吐鲁番学事业，赓续传承国家“冷门绝学”，推动新时代文物事业蓬勃发展，多年来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吐鲁番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对交河故城、高昌故城、坎儿井、吐峪沟石窟寺等文物遗址在基础设施建设、壁画保护修复、考古发掘、文物本体保护修缮等方面给予悉心指导和有力支持，为吐鲁番文化传承发展注入连绵不绝的生机与活力。

　　长久以来，吐鲁番学研究受到国内外著名高校、科研机构以及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在世界范围具有广泛影响力。研讨会期间，参会的百余名国内外专家学者分组走进吐峪沟石窟、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对两处吐鲁番最新考古遗址进行实地考察。

　　位于吐鲁番市高昌区北部丘岗上的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发掘出土过汉文佛经、道经及叙利亚文、回鹘文等景教文献，是我国现存罕见的早期景教遗址，历史可追溯至唐朝。遗址多元，文化荟萃，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英国剑桥大学博士艾瑞克·亨特分享了对该遗址出土的叙利亚文手稿的研究，介绍了遗址在宗教、经济发展方面的功能。“我非常高兴能够同中国学者交流。遗址独特、手稿丰富。吐鲁番文化丰厚，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是宝贵的财富。”她说。

　　专家们一边参观考察，一边进行学术性交流，分别从文物保护、复原及深度研究等方面提出新思路、新方法。专家们表示，吐鲁番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要扎实做好遗址的发掘、保护、展示、利用、转化等工作，积极探索遗址文化活化利用途径。

　　与“敦煌学”比翼齐飞

　　吐鲁番学与敦煌学并称为姊妹学科，皆为国际显学。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在研讨会期间表示，1983年成立的以季羡林先生为首任会长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是当时从全国来讲以两个不大的地区命名的少有的“国字号”学会。回顾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四十多年来的研究历程，学会会员在敦煌学和吐鲁番学两方面都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也与国际上的同行一道，共同推进相关学术的发展。

　　但荣新江也坦言，不能不承认，敦煌学的成果要比吐鲁番学多得多，吐鲁番学研究院人员有限，有些工作无法展开。“我曾经在2009年时撰文，《期盼“吐鲁番学”与“敦煌学”比翼齐飞》，特别强调在吐鲁番出土文献的整理，在吐鲁番地域社会史、写本时代书籍史、丝绸之路胡语文献等方面，应当吸收敦煌学研究的经验和教训，加大力度做吐鲁番学的研究。”荣新江说。

　　对于吐鲁番学的发展，荣新江也提出建议，应当借鉴敦煌学发展研究的经验。比如，把与敦煌文献同类的吐鲁番文献纳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持下的“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用高清彩色图版和数字化的工作，对吐鲁番出土文献进行系统性保护和整理出版。此外，吐鲁番学研究院也应该在每年在相应时点上，召开吐鲁番学发展战略研讨会，集合全国同行的智慧，共同推进吐鲁番学事业的发展。(完)